清代是李白集版刻史上的余晖时期，虽不能与宋元明三期盛况相比，但也自有特色，产生了一些有名的刻本。从现存版本来看，有清一代刊刻李白集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明人编纂李集刊刻、清人注释李集、清人重编李集，以及据宋本重刻，反映了清刻李白集的多种形态。

明末浙江海盐人胡震亨潜心搜集唐诗，编纂成《唐音统签》一千零三十三卷，成为清编《全唐诗》重要的文献来源。后又从《唐音统签》中单独抽出李、杜诗，加以注释和评论，成《李杜诗通》六十一卷，其中《李诗通》二十一卷、《杜诗通》四十卷。《唐音统签》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影印出版，其卷一百五十一至一百七十为胡氏注李白诗，卷一百七十一为附录，其内容与《李诗通》基本相同。据书前胡震亨子胡夏客识语可知，胡氏从崇祯八年(1635)开始编撰《李杜诗通》，至崇祯十五年(1642)完成，前后花了七年时间，可谓精心之作。因明末战乱, 《李杜诗通》书成后未及刊印，稿本存放在山寺中，直到清顺治七年(1650)始得刊行，世人才得以一睹其面目。胡氏稿本后辗转多处，民国时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今存该所傅斯年图书馆。《李诗通》《杜诗通》二书合刊，但“后者多为转述他人之评语，如郑继之、刘辰翁、黄希、黄鹤的注解随处可见，因而学术价值远不如《李诗通》”^[1]250。故《李诗通》一书的学术价值要大于《杜诗通》，代表了胡震亨的唐诗注释水平。

顺治七年(1650)鹤山草堂刻《李诗通》二十一卷，竹纸四册，半页九行十九字，正文大字单行注文小字双行。单黑鱼尾，白口，刻印精良。清代此书凡此一刻，弥足珍贵。扉页有牌记“胡孝辕先生评注，李杜诗通，鹤州草堂藏板”。《李诗通》有总目，下署“海盐胡震亨遯叟甫撰，秀水朱茂时子葵甫订”。书前有朱大启《李杜诗通序》及胡夏客识语。卷一有李白生平，综合前人序、传而成。次列李白年谱，错讹较多，例如说李白出生于武后圣历二年，卒于上元二年，享年六十四岁，显然就将李白的生卒年与享年弄错了，这很可能是胡震亨在宋人薛仲邕所编《唐翰林李太白年谱》的基础上削减而成的。李白集传世本多为三十卷，而《李诗通》正文编次为二十卷，可见他对李白诗进行了重编。与大多数李集按题材分类不同的是，此书按体裁分类，《李诗通总目》分别为四言乐府诗、五言乐府诗二卷，七言、长短诗乐府二卷，律体乐府诗一卷，四言古诗、五言古诗十卷，七言古诗一卷，长短句、骚体一卷，五言律诗、五言小律一卷，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七言小律一卷，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一卷，附录一卷。从总目可知，胡震亨编注李集十分重视乐府诗，他将李白的乐府诗划分为四言乐府、五言乐府、七言乐府、长短诗乐府、律体乐府五种，分类编排，而且放在全书的前边部分，正好揭示出李白创作的主要成就。纵观全书，所下力者主要是乐府诗的注释，对乐府诗诗题来源、本事考证、诗歌系年、词句校勘、诗艺探微等，多有阐发，且语言简约，不作繁琐引证。对于此点，胡氏本人在卷一开篇就说：“今重编定，以乐府居前，余古律各以类从，为二十卷”，又说“兹尽删削，聊疏臆见一二，而乐府稍加详云”^[2]403。胡震亨注释李白乐府诗用力颇勤，王琦在《李太白全集跋》中予以评价：“颇有发明及驳正旧注之纰谬，最为精确。”^[3]1688胡震亨《李诗通》对乐府诗注释的成就与特点，胡振龙《明人注李德典范之作——论胡震亨＜李诗通＞》以及徐小洁《论胡震亨对唐诗及李白诗歌的研究》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可参看。

清人非常重视宋版《李太白文集》，蜀刻本与当涂本两种系统的宋本在清代都有翻刻，且多次刷印，可见清代对宋本李集的推崇。康熙五十六年(1717)苏州缪曰芑得到北宋晏知止在苏州刊刻的《李太白文集》三十卷，于苏州城西的双泉草堂覆刻，因为所用纸张为连史纸，且为精刻，遂成为清代李白集的名刻。有关北宋晏知止苏刻本《李太白文集》的版刻形态及其演变，可参看拙文《李白诗在宋代的编集与刊刻》(载《中国李白研究》2014年集，黄山书社，2014年)。缪曰芑，字武子，雍正元年进士，由庶常授编修，与其兄缪曰藻均为名士。苏州缪曰芑双泉草堂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连史纸四册，半页十一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牌记为“吴门缪武子重刊宋本《李太白全集》双泉草堂藏板”。每卷尾下有“吴门缪曰芑武子甫重刊宋本”一行。前有缪曰芑自序一篇，曰：“《李翰林集》三十卷，常山宋次道编类，而南丰曾氏所考次者也，岁久讹缺，俗本杂出，增损互异，无所是正，余尝病之。癸巳秋得昆山徐氏所藏临川晏处善本重加校正梓之家塾，其于俗本不同者别为考异一卷。庶使读是编者不失古人之旧而余亦得以广其传焉。康熙五十六年五月吴门缪曰芑题于城西之双泉草堂。”总目依原本，分别为原目录一卷、原序墓志碑碣一卷、歌诗二十三卷、古赋一卷、表书一卷、序一卷、赞一卷、颂铭记一卷、碑文一卷、后序三首。卷一收李阳冰《草堂集序》、魏颢《李翰林集序》、乐史《李翰林别集序》、李华《翰林学士李君墓志》等七文。从卷二到卷二十四收李白诗歌一千零一首，按照古风、乐府、歌吟等二十一个门类编排。因现存宋蜀刻本是源出于晏知止苏刻本，故此书与蜀刻本在板式、卷数、诗文数目、编排等方面相一致。缪曰芑刊刻此书，书仿宋字，字体写刻精雅，雅丽悦目，下宋版真迹一等。

缪曰芑覆刻宋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在当时影响很大，且双泉草堂仅刊刻过此书别无他刻。顾光圻《百宋一廛赋》曰：“翰林歌诗，古香溢纸。擩染乱真，对此色死。”黄丕烈注：“元丰三年临川晏氏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行字之数，与康熙中缪氏覆本同，缪常用以乱真，然特不可以对此耳。”^[4]12嗣后，缪曰芑所藏宋本李集为黄丕烈购得，他题跋说：“其先藏自郡城缪氏，缪曾用以翻刻，楮精墨妙，尝以伪乱真，曾欲作《考异》一卷而未成，其夹签犹在卷中也。”^[5]1017晚清时，黄丕烈所藏宋本《李太白文集》又为陆心源所得，陆氏详考宋本，作《北宋本李太白文集跋》一文，对缪氏覆宋本与宋本之间的差异予以揭示。跋文曰：“缪本摹刻精工，几欲乱真，愚窃谓行款、避讳及刊工姓名，既一一摹刊宋本，即有误处，亦宜仍之，别为《考异》注于下。缪本改易既多，伪误亦不少，且有不照宋本摹刻者。”^[6]710陆心源举例卷一《李翰林别集序》、卷二《古风》其三十五、卷三《中山孺子妾歌》等篇目中的差异，说明缪氏覆刻宋本《李太白文集》还曾参考过其他版本，但也有明显的失误。

缪刻本在当时刊刻后，后世屡屡重刻，但板式不变，仅有少数文字改动。如卷一李阳冰《草堂集序》，初刻本作“穷蝉至舜，七世为庶”，后印本改为“五世”，“陈拾遗横制”的“制”，初印本“制”字下面的巾横划算出头的，翻刻本是不出头的。从康熙到光绪年间，缪刻本很受欢迎，乾隆时期官修《四库全书》，其中所收李白集即缪刻本。晚清张之洞入蜀编撰《书目答问》，所列李白集首即为缪本。光绪末年黄冈刻工陶子麟曾覆刻过缪本。

宋代的另外一个李集系统《李翰林集》三十卷，在清代也有翻刻。南宋咸淳五年(1269)江万里延请戴觉民编刻《李翰林集》，世称咸淳本，这个本子与宋蜀刻本虽同出于曾巩编次本，但在流传的过程中形成了差异。主要的差异是：蜀刻本卷一为序、记七篇，卷二到卷二十四为诗歌，分为二十一类；而咸淳本前二十卷为诗后十卷为文，诗歌划为十四类。从现存文献来看，陈振孙家藏本、当涂本、赵汝愚题词本，再到咸淳本都是一脉相承的。咸淳本今虽不存，但明正德八年(1513)鲍松编《李翰林集》三十卷就是影刻咸淳本，而清代曾多次隐刻的咸淳本，实际上正式的名称都是影明仿宋咸淳本。光绪三十二年(1906)杭州西泠印社吴隐影刻《李翰林集》三十卷、宣统元年(1909)贵池刘玉琦玉海堂覆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三十卷，二书即以鲍松编刻本为底本刊刻。杭州本《李翰林集》所用底本为缪荃孙所藏，故在卷一下有钤印“荃孙”二字，牌记为“光绪三十二年吴隐景宋本付黄冈陶子麟刊西泠印社藏版”，罗纹纸六册。半页十行二十字，白口，无鱼尾，每卷下署“翰林供奉李白”，目录不单列，于每卷细列本卷目录，便于读者翻检。书末附有《新唐书》本传及戴觉民跋语一篇。值得一提的是，吴隐与刘玉琦均请陶子麟影刻咸淳本，实际上，西泠印社本与玉海堂本《李翰林集》均为陶子麟刊刻，二书实为一书。玉海堂本首冠以咸淳已巳(1269)三月上浣日江万里序，次载李阳冰、乐史、魏颢、曾巩四序，李华、刘全白、范传正、裴敬四碑志。附录有李白《题司空山瀑布》诗一首。贵池本列入玉海堂景宋丛书之六，开篇有刘玉琦序，谓：“《李翰林集》三十卷，宋刻本，每叶二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单边，每卷目录连属正文。后附《新唐书》本传。”所述与杭州西泠印社本板式一样。该书板片至今存放，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0年曾据此木板刷印，更名为《景宋咸淳本李翰林集》。2004年黄山书社影印出版贵池刘玉琦玉海堂覆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但将书名径称为“当涂本”，恐有所不妥。咸淳本与当涂本虽一脉相承，但在流传中发生了变化，且二者今皆不存，贵池本所本为正德鲍松本，在版本学上不可同日而语。

清代覆刻的两种宋版李白集，在宋版原刻本现今佚失的情况下，对保存宋代李白集文献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缪曰芑是得到北宋苏州刻本，直接用以覆刻李白集，而苏州本又是现存宋蜀刻本的祖本，这对理清宋代李白集的流传，提供了直接的文献依据，缪氏可谓功莫大焉。

除了刊刻宋本、明本李集外，清代还出现了本朝人编纂、注释的《李太白文集》，代表了清代李白研究的水平。乾隆年间刊刻了两部较有名气的李白集，分别是钱塘人王琦的《李太白全集辑注》三十六卷和罗江人李调元编纂的《李太白全集》十六卷。

王琦(1696—1774)，字载韩，号琢崖、载庵，晚号胥山老人，浙江钱塘人，以注释李白、李贺诗文而著名，其作《李太白全集辑注》三十六卷与《李长吉歌诗汇解》五卷影响很大。詹锳《李太白集版本叙录》谓此书：“今传世本，当以此为最善。”^[7]12赵信在序中称：“载庵穷半生之精力，以成此书，一注可以敌千家。”^[3]1684可见王琦此书的影响之巨。

目前能见到最早的王琦辑注本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宝笏楼刻本，宝笏楼是王琦的室名。初印本竹纸十二册，半页十行二十字，白口，单黑鱼尾。正文单行注文小字双行，署“钱塘王琦琢崖辑注”。卷次分别为：卷一为古赋，卷二为古风，卷三至卷六为乐府诗，卷七至卷二十五为古今体诗，卷二十六为表书，卷二十七为序文，卷二十八为记颂赞，卷二十九为铭碑祭文，卷三十为诗文拾遗，余下六卷为附录。书后有齐召南、杭世骏、赵信序，以及王琦自序和跋语。从诗文编次体例来看，王本“二十五卷以前略依萧本，杂文四卷略依郭本，而以缪本参订其间”^[3]1690。李杜齐名，但历来对杜诗的注解不下数百家，而对李白诗的注解世传仅三家，分别是南宋杨齐贤注《李翰林集》二十五卷，元萧士赟补杨注而成《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二十五卷，明胡震亨《李诗通》二十一卷。这三家仅仅注释李白诗而不涉李白文，王琦辑注本则涉及到李白文的注释，故该书为首部李白诗文注释本。王琦在自序中说：“爰合三家之注订之，蔓柞繁芜，补增阙略，析疑匡谬，频有更定。至于郡国州县之沿革，山川泉石之名胜，亭台宫寺之创建，鸟鲁草木之名状，尤加详考，不厌繁复，盖将以为多识之助。”^[3]1686王琦注李白诗文，文献资料搜集齐全，注释的旁征博引是其主要特色，有时不免陷于故纸堆中。如注卷二《古风》其二，先后引《淮南子》《说林训》《释名》《毛诗正义》《晋书》《礼记注》《广韵》《初学记》《汉书》《楚辞》《西征赋》《广绝交论》《新唐书》等典籍，以及陈子昂、沈佺期诗来引证。此外，还作了七百多字的疏证来探讨《古风》其二蕴藏的含义。征引不可谓不繁富，注释不可谓不详赡。资料赅博是王琦辑注本的主要特点，但有时也陷于繁琐引证，尤其是对有些山川地名不厌其烦的引证各种地理志书，进而影响阅读。

王琦编撰的《李太白年谱》一卷也很见功夫，对比前人年谱，王谱在李白生卒年以及生平事迹与诗歌系年上，准确率要高的多。他把李白的生年定在长安元年，卒年定在宝应元年，符合实际，比起宋人薛仲邕所撰《唐翰林李太白年谱》，质量要高得多，可以看出王琦的确是对李白生平作过细致的研究。而且，王琦对李白资料的收集也很下功夫，除了注释中大量征引各种史料外，他还从各种志书中辑得李白诗文五十七首。收集唐代有关李白诗文二十一首，宋代至清代有关诗文五十九首。另外从各种诗话、笔记中辑得资料四百二十条，基本上将从唐到清的有关李白诗文的资料网罗齐全，这对他注释李集提供了帮助。可以说王琦集注本是古人李太白诗文集中最完备的注本。

王琦辑注本《李太白全集》在乾隆时期刊刻后，即广为流传。目前所知仅乾隆一朝就翻刻了三次，分别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聚锦堂刻本、乾隆二十五年(1760)宝笏楼增刻本、乾隆三十四年(1769)聚文堂刻本。《四库全书》集部也收录王琦此书，可见当时影响之大。直到清末民初，还在不断翻印王琦本，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就在王琦辑注本大量刊行之时，在四川也有人编刻了一种《李太白全集》，这就是由罗江李调元与南隆邓在珩合编的《李太白全集》十六卷。李调元(1734—1803)，字羹堂，号雨村，别署童山蠢翁，四川罗江县人，清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诗人，著述甚丰，有《童山诗集》四十卷，《童山文集》二十卷，另外撰有诗话、词话、曲话、剧话、赋话等著作多种。

李、邓合编本《李太白全集》十六卷，竹纸六册，牌记为“乾隆甲申岁校刊，太白全集，青廉学舍藏板”。半页十行二十字，白口，单黑鱼尾，天头较为开阔。前有李调元序、邓在珩序，均署乾隆甲申年。李调元在《重刻李太白全集序》中说明了编辑此书的缘由：“余友邓玉斋为彰明广文。彰明古昌明，即太白所生地。邓亦酷嗜太白诗，因秩满来京，寓予斋之西偏，相与把酒联吟，因出所订太白全集以示余，而余亦素所摩挲旧本而参考之。将付之剞劂，嘱余为序。”据詹杭伦《李调元学谱》上编《纪年谱》所知，李调元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月会试，中第二名；四月殿试，中二甲第十一名；五月御试，钦取第五名，点翰林院庶吉士”^[8]31。次年邓在珩因任职彰明广文期满来京述职，恰好与李调元相邻从而结识，两人在京城编订李白集。从此书牌记来看，刊刻地点在彰明县清廉学舍。李白虽为蜀人，但李白集的编集整理与刊刻，从唐五代到明代一直与蜀人无关，李、邓合编本是首次由蜀人编订的李白集，具有重要意义。从署名来看，邓在珩是南隆人，南隆为阆中之别称，唐宋时期阆中称南隆。在遇见李调元之前，邓在珩已经编订了李白集，而李调元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就开始编纂李白集，所以二人在京城一见如故，合作编订《李太白全集》。

这部书重编了李白集，打乱了之前三十卷本的编排次序，从目录上看，极可能是参考了王琦辑注本，只不过把王本的乐府诗和古今体诗压缩在卷十之内，各类文章压缩在两卷之内。从所附录的诗文拾遗、丛语、诗话汇编以及年谱来看，李、邓合编本应该是以王琦辑注本为蓝本而重编的。值得一提的是此本的校勘质量，几无错讹，文字校对非常仔细。将前两卷乐府诗与通行本对校，竟无一处文字差错，这在李白集文本中实为难得。此本对传播李白诗文起到了积极作用，从乾隆到光绪时期，屡屡翻刻，多年所见有十六册、十册、八册、六册本，样式繁多，但卷次不变，可见该书受欢迎的程度。

清代所编唐诗总集中，除了《全唐诗》收录李白诗二十五卷外，其他都没有收录，原因是李白集单行本易得，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东山席氏琴川书屋仿宋本《唐诗百名家全集》三百二十六卷，就没有收入李白集。但出现了一些李白诗选本，如：康熙十七年(1678)《李诗纬》四卷，收诗一百三十七首；乾隆四十年(1775)《李诗直解》六卷，收诗一百七十一首。这些李白诗选本往往与杜诗一起编刻，加以简略评注，疏通解说，形式灵活，颇受读者欢迎，是清代李白集编刻之外的有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