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汉勋(1805—1854)，字叔绩，清代著名学者，湖南新化(今属隆回)人。咸丰元年(1851)中举，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舆地学家，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邹汉勋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五均论》、《读书偶识》、《水经移注》等30余种，共460余卷，多毁于兵燹战乱，后人刊有《邹叔子遗书》七种传世。邹氏兄弟六人，少蒙庭训，皆以才称，而汉勋为最。邹氏博学多才，被士林尊称为“古之郑贾，今之江戴”^①。他与当时名动京华的魏源以及大书法家何绍基并称为“湘中三杰”。

邹氏音韵学著作凡五种：《说文谐声谱》十六卷、《广韵表》十卷、《五韵表》十卷、《五均论》二卷、《二十二字母考》五卷。前两种在编刻遗书时，表谱已残，叙言收在遗书文存内，唯有《五韵论》得以比较完整地保留。《五韵论》作于咸丰元年(1851)，是邹氏最后之音韵著作。此书为系统阐述邹氏自己的古韵体系(古声二十纽与古韵十五部)及立论理由而作，故议论少而例证多。

一般认为，章太炎是第一个对古声纽有系统认识的人^②。实际上，邹氏“古声二十纽”之说自成体系，较章氏“古声二十一纽”说为早。章氏的古声学说，乃东渡扶桑以后，在研习梵文、遍览诸说并考核《说文》的基础上形成的。1907年，《古音娘日二妞归泥说》与《古双声说》的发表，标志着章氏古声体系的成熟，此时距邹氏古声二十纽体系的形成，已逾半个世纪。邹氏的古声学说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巨。黄侃所著《古韵谱稿》扉页有其本人亲笔：“十九声之说略同于新化邹君，廿八部之说略同于武进刘群。予之韵学，全恃此二人及番禺陈君(陈澧)而成，不可匿其由来也。”

除系统的古声纽理论外，邹氏也构建了自己完整的古韵体系。《五均论下·十五类三十论》集中展示了他的古韵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   古韵十五部的划分

李登《声类》、吕静《韵集》被邹汉勋认为是保存古韵的代表作品。“李登撰《声类》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吕静仿左校令李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案李、吕之时，未以氐卬上去入分篇，则其所谓宫商角徵羽必均类也。如是则均类宜可以五尽，五而三之至于十五止矣”^[1]289。邹氏所谓“五而三之”，即宫商角徵羽这五类再各分为上中下三类。于是，共得古韵正音十五部，兹胪列如表 1。

表  1 

	上、急	中、缓	下、急	疾徐
宫	鱼模	歌戈麻	支佳
商	阳唐谈盐添严衔咸	东冬钟江侵覃凡	耕清青
角	真臻先	元寒桓删先	谆文欣魂痕
徵	脂皆	蒸登灰微	之咍齐
羽	宵萧肴豪	侯虞	尤幽

下载: 导出CSV 

| 显示表格

表 1中所陈“上中下”以及“缓急”，究竟以何标准分类而得，邹氏语焉不详。将邹汉勋与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四位古音学大家的古韵分部作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异同点：

(1) 顾、江二人将脂之微齐佳皆灰咍八韵合为一部，段、戴二人则将之咍合为一类，脂韵归入另一类，邹汉勋的分部方法正与段、戴相同。

(2) 顾氏将鱼虞模侯归为一类，萧宵肴豪幽尤半划归为另一类。江永以鱼模为一类，虞韵的部分字属之，并将萧宵肴豪两分，一部分自成一类，别一部分字与尤半侯幽以及部分虞韵字合并而成尤侯幽类。戴震基本上继承江永的分法，鱼虞模一类，萧宵肴豪一类，尤侯幽一类。段玉裁与此三人大不同之处在于将侯部独立。邹汉勋的古韵分部与段玉裁最为接近，区别只是将虞韵与侯韵合为一类。因此，顾氏的两类，到江永、戴震手中分为三类，再经段、邹二人离析而成四类。

(3) 顾氏将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归为一类，江永将其两分，真谆臻文殷魂痕先半为一类，元寒桓删山仙先半为另一类。戴震在划定七类二十部时，依从顾氏的分部。至晚年划定九类二十五部时则基本依从江永的分法，只是不再将先韵两分而已。相较于前三者，段玉裁分部愈密，他将江、戴二人的真谆类两分，真臻先为一类，谆文殷魂痕为另一类。邹汉勋的分部方法同段氏。

(4) 顾、江二人都以歌戈为一类，并且都将麻半支半归入此类。段玉裁将歌戈麻归为一部，支韵独立而成支佳部。戴震受段玉裁影响，亦如此分部，邹汉勋的分部与段、戴二人完全相同。

(5) 顾江戴段四人皆以蒸登为一类，而邹氏的蒸登类中还包括灰微韵。

(6) 顾、江二人将阳唐和庚之半归为一类，戴段则以为阳唐为一类，将庚韵归入耕清青一类。邹氏的分部方法与戴、段基本相同，所异之处只在两点：邹氏的阳唐类和耕清类皆不辖庚韵，其它十三类亦如此，这或许是邹氏撰文或后人刊行过程中脱漏所致; 邹氏的阳唐类还包括谈盐添严衔咸六韵。

(7) 顾氏将侵以下九韵归为一类，江氏将其两分。戴震七类二十部中与顾氏同，晚年论定九类二十五部时参考江永意见，将“侵”以下九韵分为两类：侵盐添一类，覃谈咸衔严凡一类，戴氏晚年的分法与段玉裁同。邹汉勋则未将侵以下此九韵另立韵部，侵覃凡与东冬归并为一类，谈盐添严衔咸与阳唐归并为一类。

综上所述，邹汉勋的古韵十五部与段玉裁古韵十七部高度密合，主要区别仅在于邹氏附侵覃凡与东冬钟江，附谈盐添严衔咸于阳唐，因此比段氏少了两部。邹氏的古韵体系乃继承金坛段氏而来，应属较为确定的论断。

邹氏的古韵体系除正韵十五部之外，另有入声十类。邹氏将入声十类配入正韵十五类之中，处于附属地位，这与一般意义上的考古派做法相同。邹氏古音体系中舒声与促声相配情况如下：

宫类：铎部配鱼模陌部配支佳歌麻部无入声相配

商类：葉部配阳唐屋部配东侵耕清部无入声相配

角类：质栉配真先曷祭配元寒谆文部无入声相配

徵类：术缉配脂微职德配之咍蒸登部无入声相配

羽类：葉部配宵豪屋沃配尤幽侯虞部无入声相配

段玉裁的古音体系中，阳唐与鱼虞模同入，歌戈麻与支佳同入。戴震对段氏的分部作了纠正，以铎韵配歌、鱼两部，以陌麦昔锡配庚耕清青和支佳。邹氏以陌部隶支佳，歌麻无入声相配，以铎部隶鱼模、葉部隶阳唐，与戴段皆不相同。

以屋之半与沃韵配尤幽，江永首倡，戴震仍之，邹汉勋与江、戴同。戴震以质术栉物迄为脂微齐灰的入声，以职德屋半为之咍的入声，邹汉勋则将质术两分，质栉配真先，术缉配脂微。

江永以药锡配萧部(宵萧肴豪)，戴震以药部配萧部，以今天的学术水平观照之，二人的分配方法亦属大致正确，而邹汉勋以葉之半配宵萧肴豪，颇为怪异。

邹氏正韵十五部的划分，基本同段玉裁。而入声十部的归属，则与顾、江、戴、段四人颇为不同，从考古与审音两个角度观照，失当之处都不少，邹氏在入声韵部的处理上，显示出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

邹氏论古音，以“数理”导夫先路。他认为：“夫五音咸生于数”、“十五类声音广陕(狭)合数。”^[1]293-294基于这种观念，只有当入声为十部而非其它数目时，才能与正韵十五类相配整齐，形成五五二十五声的谐和局面。清代的古音学家，自戴震起，便自觉追求古音系统格局的完备。邹氏踵武前贤，值得称道。但与戴震相比，邹氏的古韵研究以“音有定数”的思想为指导，脱离语言事实，所得出的古韵正韵十五类、入声十类的结论，先验成份较多，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及主观主义色彩。

二.   古韵部音值考订

周祖谟评价戴震与邹汉勋的古韵分部时云：“其说(按：指戴说)大体不误。惟支佳一类之说，之咍一类之说，真谆寒桓一类之说，以言汉魏以上则可，以言隋唐以下则非。邹氏第守其藩篱，而不知古今音韵之流变，聊为附和之言耳。” ^[2]515明代陈第便已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历史语音观，在清季，这种观点已广为古音学家所接受。戴震曾明确提出“音之流变有古今”，并进一步指出古今音的流变是有规律的，比如上古甲韵的部分字在中古变入乙韵，往往全族迁徙，到了乙韵则聚族而居。这种全族迁徙、聚族而居的变化方式，即戴震所云“声类大限无古今”。以现代语言学观点审视，戴震不仅承认音变，并且已经描绘出连续式音变的图景。邹氏对戴震“声类大限无古今”的观点提出异议，并且从自己方言中一些不规则音变现象入手拟测古韵部音值(详见第二节)，他的这一做法或可以视为离散式音变思想的萌芽。戴震与邹汉勋不仅接受了历史语音观，而且已经开始寻找、归纳历史音变的方式，清儒在古音研究科学化、理论化道路上的孜孜追求值得钦佩。

对于邹汉勋在古韵部音值考订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钱玄同评价颇高：“古音分部既与后世不同，则其各部之音读自应有异，此本极应研究者。然清代的古音学者，对于古韵之音读，多数皆以现代官音读《广韵》之音为准……邹叔绩作《五韵论》，始参考方音以求古韵之音读，颇有可采之处。” ^[3]177

《十五类卅论》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条分别讨论支佳部、侵覃葉三部、耕清青部以及蒸登部古读。

邹氏认为：支佳部乃全韵俱变之部，古今读音殊异，故难定音。从麻韵“卦佳”二字中，邹氏窥得支佳部古读。“今天下雅读，‘八卦’_古化切无作‘八怪’，‘佳_古牙切人’无读‘皆人’、‘街人’者。此唐以前之古音，编《切韵》、《唐韵》时尚如此也，盖麻之全部，古读及《切韵》、《唐韵》皆从歌戈，而今麻部之声即唐以前支佳部之声” ^[1]295。

“卦佳”中古属佳韵，与麻韵字主元音相同，唯多出元音韵尾-i。至近代，“卦佳”等字元音韵尾脱落，于是读同麻韵，从而与其它佳韵字有别^[4]93-98。邹氏不明语音历史演变规律，狃习方音，于是误将麻韵今读作为支佳部古读。

另外，邹氏对麻韵字的古读，判断亦不准确。中古麻韵字，上古两属。半属鱼部，如“家巴”等，半属歌部，如“加差麻蛇”等。邹氏认为麻韵上古及中古读音皆从歌戈，有误。鱼部之麻与歌部之麻大约在汉代才合流，先秦俨然有别。

《十五类卅论》第十八论，邹氏重点探讨闭口韵的问题。江永《四声切韵表》云：“侵寝沁缉以后九类三十六部列于均末，词曲家谓之闭口音，细审之亦不甚合，今从旧标开口，此皆开口无合者也。”侵缉诸韵为闭口韵，是前贤从韵尾的角度审音得出的结果，用现代语音学知识分析，闭口韵即收-m尾的韵。江氏从介音的角度来分析词曲家所谓闭口韵，混同“合口”与“闭口”，得出了错误结论——闭口韵本应属于开口。邹汉勋列举《七音略》、《淮南音》、《唐韵》、邵雍《观物外篇》诸书之中的例子，以证明江永所言误甚。然而，邹氏自己分析闭口韵的角度也未为妥当。

戴震《答段若膺论韵书》云：“侵以下九韵皆收唇音，其入声古今无异说。方之诸均，声气最敛，词家谓之闭口音。”从现代语音学的角度来看，戴震的分析至为精当。这一方面与他长于审音有关，另一方面，在戴氏生活的时代，浙东地区可能尚有闭口韵孑遗^[5]。麦耘先生认为：汉语共同语北支中的-m韵尾(即闭口韵韵尾)的消变时限在16世纪晚期，而在共同语南支中，消变的上限为18世纪中叶，下限待考^[6]。戴震移居浙东恰好在18世纪中叶，得天独厚的方言条件使他更容易对闭口韵的读音做出正确判断。

邹氏对戴说的理解，明显属于郢书燕说。邹氏云：“此说(即戴说)闭口韵又与江慎修异，殆不在八等之中求开闭，但以均比较，诸均皆大，而此部独敛为闭口耳，其说似确，但不知其读之也如何。党仍不离真先之音邪？则真先之音，不大不细，不可谓之独敛。且大判与真先同，亦不宜分而二之。” ^[1]296-297也许因为邹氏不具备戴震那样的方言背景，所以只能从元音侈敛的角度来分析闭口韵。侵覃与真先，主元音相同(或极相近)，因此邹氏只能得出“且大判与真先同，亦不宜分而二之”的结论。

从谐声材料的角度分析，侵覃诸韵有通豪尤幽者。邹氏认为，侵覃诸均“倘读同尤幽豪，则真敛矣”，然而亦当与豪萧宵肴尤幽同为一类，不必另立名目曰闭口韵。因为“闭口之说，原出周德清，于前无闻，不以之与均法相纠缠，亦廓清均部之一功也” ^[1]296-297。

豪萧诸韵，收元音韵尾-u，发音时确有合唇动作，然而这与侵覃诸韵收辅音-m尾有着质的区别。邹氏既不能挣脱方音桎棝，亦不克详审等韵著作以明辩深咸二摄与臻山、效流诸摄之别，所以始终无法䌷绎出闭口韵的区别特征，进而得出“闭口韵古无是说不可从”的错误结论，诚为憾事。

方音虽然在剖判闭口韵时误导了邹汉勋，却在考订耕清青旧音时为他提供了便利，亦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耕清青之旧音近于阳唐，夫人而知之矣。乃今之雅读，无一不合于真臻欣先” ^[1]300。邹氏所谓雅读，大约是指当时的长沙话。在邹氏自己的方言中，耕清青读音与真臻欣先迥异。“余生长南楚，南楚鄙人于庚耕清青四均无一语不合于古音，及至城廓，则递相非笑。长沙诽曰：‘入浏阳门遇浏阳人，井呼浆，请呼抢……省呼想，影呼央，颈呼讲。’” ^[1]301邹氏根据自己的方言读音，定江摄的时音为古耕清青之正音。从音值的角度考察，邹氏的结论当然还可以再行讨论，但他批评长沙话中梗摄时音不合于古读，提出梗摄的古读与臻摄判然有别，“自不议合于真臻矣”，则为确论。

第二十一论考订蒸登部旧音。邹氏生活的时代，南音蒸登似真臻欣文魂，北音庚清青接近东冬钟。邹氏认为“二者皆非”，蒸登的旧音“实近之咍，殆与今之读咍韵无异，故与之咍通者十之八九”，并举方音为证。之咍与蒸登，实为同部异类。之咍为阴声韵，蒸登为阳声韵，阴声韵与阳声韵的相互转化，在传世文献及活语言中并不少见。这是语音发展的结果，“音节发音的响度大体上都是前强后弱，因而阳声韵、入声韵的韵尾容易因磨损而消失”^[7]192。邹氏在此处以今律古，混同古音中阴声韵与阳声韵的界限，表现了他在审音方面的不足。周祖谟先生批评邹氏此书“不考本末、迷乱古今之论至多”，虽然严厉，但未失公允。

三.   邹汉勋古韵研究的特点

邹汉勋古韵研究的指导思想是“音有定数”。以传统哲学中的概念“数”为先导，进行古韵分部; 并以“数”为标准，评判传世文献与活语言的正误得失。合于“数”者则是之，不合于“数”者则非之。古音正韵十五类，合“五而三之”之数，再加上入声十类，亦合五五二十五类之数。邹氏认为：“夫等韵之摄，即古人之均部也。”然而邹氏所激赏者也只是《切韵指掌图》，因为该书共二十图，这是合于他的古韵十五类思想并且是合于“数”的——“宫声博而商稍隘，徵极隘; 宫声博，故可一类而二之。此二十部之所由分也” ^[1]305。至于《七音略》辖图四十三张，《切韵指南》创十六摄，四十三与十六皆不易从“数”的角度进行阐释，故概为邹氏所不取。

“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个形而上的宇宙术语。在生产力极低下的时代，古人对大自然的各种现象多有臆测并盲目崇拜。数字符号附着先民的蒙昧意识，也被笼罩上了神秘色彩。《老子》第四十三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数”能化生万物并支配万物，这种思想在后世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宋代道学家邵雍即认为：天地所生万物均有既定的理数结构^[8]。邹汉勋在构建自己古韵体系时，附会于理数，脱离语言事实，所得结论自然经不起验证。

将语涉玄虚的“数理”思想引入古韵部的研究，决定了邹汉勋采用的推理方式为演绎式。李葆嘉先生云：“(邹式古声纽研究的成果)似乎是从一个包罗古、今、汉、梵的二十声模式中推定出来的。”在古韵部研究中，邹氏也先验地确定了一个囊括古、今、雅、俗的十五类模式，然后，以此来分析先秦韵文、谐声材料、后世方音，并以古韵十五类为标准来检讨韵书、韵图得失。基于这样一种分析方法，邹氏不考虑《广韵》性质及功用，率尔批评其“不分大部类为失法”，并且提高“古人韵缓说”、“叶音说”的地位，认为他们与陈第的思想一样，应该视为研究古音的主要途径。后世的雅读与方音，凡合于古音十五类者，皆可成为例证，被邹氏采用; 凡不合者，则为其所不取，这又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

要言之，邹氏研究古韵时以“数”导夫先路，这种胶柱鼓瑟的做法使他的古韵体系脱离了语言事实，成为玄而无根之谈。至于以活语言为材料，考订古韵部音值，邹氏启牖之功诚不可没。甚而至于，他对语音演变的认识已有离散式音变理论的萌芽。然而，他的考察范围局限于南楚方音，所得结果难免偏颇。时人将邹氏与江永、戴震相提并论，然而，在古韵研究方面，就方法的精审、结果的精当程度而言，邹氏实远不逮江戴二人。

注释：

① 郑贾：东汉经学家郑玄与贾逵; 江戴：清代音韵学名家江永与戴震。

② 何九盈、许良越等先生认为章炳麟是第一个对上古声纽有系统认识的学者，李葆嘉先生则认为清代中期的邹汉勋便已构设上古声纽体系，详细内容请参阅李葆嘉所著《清代古声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