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2-8505

CN 51-1675/C

2010年出土儒学文献研究综述

彭华

彭华. 2010年出土儒学文献研究综述[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3(6): 1-7, 16.
引用本文: 彭华. 2010年出土儒学文献研究综述[J].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3(6): 1-7, 16.
PENG Hua. Summary of the Studies on the Unearthed Confucian Books(2010)[J]. Journal of Xi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 2014, 33(6): 1-7, 16.
Citation: PENG Hua. Summary of the Studies on the Unearthed Confucian Books(2010)[J]. Journal of Xi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 2014, 33(6): 1-7, 16.

2010年出土儒学文献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 彭华(1969—),男,历史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史、近现代学术史以及中国儒学、巴蜀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批准号:12&ZD133)

中图分类号: B21

Summary of the Studies on the Unearthed Confucian Books(2010)

  • 摘要: 众所周知,作为“新材料”的出土材料,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儒学研究亦然。2010年所发表、所出版的出土儒学文献研究成果,仍以对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的研究为大宗,而其他出土文献研究亦陆续有新成果问世。本文以2010年为重点,对此略做综述。
    Abstract: As everyone knows, the "new material" of the excavated texts, which greatly promoted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China, Confucianism studies vice versa. The researches on excavated Confucianism texts published in 2010, were focusing on the Guodian Chu tomb bamboo slips, Shanghai Museum bamboo slips of Warring States, Tsinghua University bamboo slips of Warring States, and Mawangdui Han tomb silk books. Other studies on the excavated texts had new achievements. Now, the paper takes 2010 as the focus.
  • 王国维(1877—1927)尝云,“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陈寅恪(1890—1969)亦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毋庸置疑,“新材料”(出土材料)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这已是学者们的共识。

    就整体状况而言,2010年所发表、所出版的出土儒学文献研究成果,仍以对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的研究为大宗,而其他出土文献研究亦陆续有新成果问世。本文将以2010年为重点,对此略做综述。

    具体的考证之作,有白于蓝的《利用郭店楚简校读古书二例》(《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刘洪涛的《郭店竹简〈唐虞之道〉“瞽瞍”补释》(《江汉考古》2010年第4期)、廖名春的《帛书〈五行〉篇“酉下子轻思于翟”段新释》(《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八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0月)、虞万里的《郭店简〈缁衣〉“人苟言之”之“人”旁点号解说——兼论古代涂抹符号之演变》(《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林清源的《楚简〈礼记·缁衣〉“苟有车”章考释》(《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二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0年)。刘文认为,郭店竹简《唐虞之道》所记虞舜父亲的名字为“寞”,出土文献中的“寞”即传世文献中的“瞽瞍”,二者为音近通用关系。

    比较宏观的研究之作,亦复不少。如余开亮的《〈性自命出〉的心性论和乐教美学》(《孔子研究》2010年第1期)、陈光连的《论荀子德性教化的养情思想——基于〈郭店楚简〉为理论资源的比较考量》(《人文杂志》2010年第3期)、范赟的《〈性自命出〉的思想及其对先秦儒家心性学说的推进》(《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17期)、黄意明的《“情气为性”与“郭店儒家简”之情感论》(《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刘光胜的《先秦学派的判断标准与郭店儒简学术思想的重新定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等。刘文认为,汉代《子思子》二十三篇,现存只有《中庸》等四篇,很难反映一个学派的总体面貌。曾子和子思存在师承关系,汉代《曾子》十八篇,今存十篇,而且《论语》、《孟子》、《礼记》中存在大量曾子记载,相对而言,更能看出一个学派的整体面貌。文章试图从曾子文献中归纳出一个学派的基本特点,然后和郭店儒学简进行比较,从一个新的角度对郭店儒学简在早期儒学进程中的位置进行重新审视。再如王朝华的《郭店竹书〈老子〉与儒道思想关系志辨》(《福建论坛》2010年第12期),认为郭店竹简本《老子》与传世本《老子》在思想上并不存在重要的差异,某些文字的差异不宜夸大,且这些差异并不足以否定《老子》思想中固有的批判仁义的倾向以及早期儒道思想之间存在的根本的、重大的分歧。

    针对梁涛所著《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的书评有两篇:一是曹峰的《思孟学派的解构与建构——评梁涛〈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哲学研究》2010年第4期),二是郑熊的《思孟学派的重构:资料·方法·观点——读梁涛〈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孔子研究》2010年第2期)。这两篇述评,均对梁著予以较高评价,同时亦指出其不足。

    另外,本年前后所发表的综述郭店楚简研究的文章,业已有多篇,如王建美《郭店楚墓儒简研究综述》(《高校社科信息》2002年第2期)、王永平《郭店楚简研究综述》(《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刘传宾《郭店楚墓竹简研究简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4期)、彭华《郭店楚简研究述评》(《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3期)等。

    本年所推出的成果甚多,并且业已有专著问世,如陈仁仁《战国楚竹书〈周易〉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版)。该书由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05年)修订扩充而成,是最早研究战国楚竹书《周易》的专著之一。评论认为,“综观全书,可以说是一部‘综贯融合,深入挖掘’的不可多得的佳作”(蓝甲云:《综贯融合,深入挖掘——评陈仁仁〈战国楚竹书《周易》研究〉》,《湖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至于专题论文,因数量较大,在此仅择要叙述。孟庆楠的《论早期儒家〈诗〉学中的情礼关系——以好色之情与礼为例》(《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4期)认为,孔子围绕《硕人》之诗强调了礼仪形式的根底、素质的重要性;后人又借由孔子有关《关雎》的论述,将好色之情作为礼质,承认其合理性并要求有所节制;上博楚简《诗论》、帛书《五行》,则以不同的方式进一步为礼仪的节制寻找内心的依据。儒家《诗》学的讨论将一种本能的情感纳入到了礼的范畴中,并为礼的建构提供了一种内在的根基与依据。曾振宇的《竹书〈恒先〉的思想史意义》(《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认为,《恒先》在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在于第一次明确提出“气是自生”命题,这一论断是对宗教和神话传说世界观的否定。从先秦两汉时期存在的“以气释道”、“道气合一”的思想史逻辑进程分析,《恒先》写作时间可能不晚于战国初期。《恒先》应是一篇在阴阳五行家产生之前就已问世的作品,既非道家类文献,也非儒家文献。曹峰的《上博楚简〈凡物流形〉的文本结构与思想特征》(《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认为,《凡物流形》的文本是一个松散的结构,是作者出于某种需要,把相关的内容集合到了一起;《凡物流形》的思想均非原创,其知识背景、语言特征和《管子》四篇尤其是《内业》关系最为密切。但邬可晶的《上博藏楚竹书〈凡物流形〉篇补释二则》(《东南文化》2010年第5期)则认为,《凡物流形》是一篇题材独特、富有道法家思想的重要佚籍。郭鹏飞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的〈三德〉思想属性与成书时代探析》(《西安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认为,《三德》既有浓厚的黄老思想,又包含大量儒家学说的思想内容。《三德》是成书于战国早期的道家作品,同时吸收了儒墨两家的部分思想内容,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为后来的黄老学派所继承和吸收,是黄老学的思想来源之一。赵炳清《上博楚简〈彭祖〉性质探析》(《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认为,上博楚简(三)中的《彭祖》篇,主要记述了彭祖与耆老关于“为人”之道的谈论,明显地具有道家抱朴守素、知足不争的思想,故《彭祖》应是一篇黄老道家的作品。陈侃理《上博楚简〈鲁邦大旱〉的思想史坐标》(《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6期),从思想史的角度对《鲁邦大旱》予以界说。对于上博楚简《子羔》篇,美国学者艾兰(Sarah Allan)尝专文研究(《楚竹书〈子羔〉与早期儒家思想的性质》,《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0月)。

    从文字考释、竹简编联等角度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颇多,如范常喜的《上博简〈容成氏〉武王伐纣“誓词”新释》(《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6期)、王辉的《上博藏简〈用曰〉篇新释六则》(《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6期)、史德新的《读上博(七)札记》(《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1期)、梁静的《〈上博六·景公疟〉重编新释与版本对比》(《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1期)、苏建洲的《上博竹书字词考释三题》(《简帛研究二○○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王晶的《上博三〈彭祖〉补释》(《华夏考古》2010年第1期)、杨芬的《上博三〈彭祖〉简序编排小议》(《江汉考古》2010年第1期)等,它们均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

    2010年12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本次面世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刊印有竹简正反面原色、原尺寸的照片以及放大2倍的文字照片,以及释文、注释和字形表、竹简信息表等。全书包括《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等九篇文献,前八篇都属于《尚书》或类似《尚书》的文献。传说孔子选编的《尚书》有百篇之多,但经秦代焚书,大多失传。汉初济南伏生只传28篇,称《今文尚书》。汉景帝末年(一说汉武帝时),曲阜孔壁发现《古文尚书》,比伏生所传多了16篇,后又佚失。可以说,清华简是自汉末以来首次发现类似《尚书》的典籍。对于这九篇文献,李学勤有专文综述(《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2011年1月5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在北京正式发布。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介绍了该成果的五大学术贡献:一是重现了《尚书》及类似典籍;二是澄清了一些学术史上长期争论的疑难;三是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周代诗篇;四是复原了楚国历史及历史地理;五是提供了古文字特别是楚文字研究的珍贵材料。中国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教授认为,“清华简”再现了失传2000多年的文化典籍,它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已经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将会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具有巨大作用(王洪波:《“清华简”首批研究成果发布五大贡献震惊学界》,《中华读书报》2011年1月12日第1版)。

    《保训》是周文王临终时对太子发的遗训,其中引用了舜和上甲微两个典故,篇中涉及四个“中”字。学者们普遍认为,舜之“中”与上甲微之“中”是不同层次的“中”。关于《保训》之“中”,主要观点有:中道观念说、司法文书说、地中说、军旅说、命数说、忠恕(中庸)说、中和说等。李学勤持中道观念说(《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年第6期),王连龙亦持中道说。王连龙认为,清华简《保训》篇存在着两种意义层面上的“中”:即舜、微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所用的“中”和由文王总结并作为治国原则的“中”。前者指旂旗,着重表现在聚集民众以及敕军旅等活动中的核心意义。而后者是文王在总结舜、微具体用“中”的实践基础上,把这种核心意义上升至政治层面而得出的“中”道,即强调周天子至高无上的政治核心地位。从历史记载来看,这个“中”道,在周初的政权建设中得到了很好贯彻和施行(《谈清华简〈保训〉篇的“中”》,《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2期)。赵平安认为,“中”既是一种无形的理念,又是一种有形的文献(《关于〈保训〉“中”的几点意见》,《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李均明认为,舜之“中”是德之中,上甲微之“中”是刑之中。李零认为,舜之“中”是地中,上甲微之“中”指的是测量和标志地中的土圭和旗表(《读清华简〈保训〉释文》,《中国文物报》2009年8月21日第七版)。但周同科认为,这些说法的立论依据基本上都局限于“中”的本义或引申义范围,完全忽视了对“中”字可能存在的通假义的检讨,这个盲区为寻求新的答案留下了空间。他认为,《保训》中的“求中”、“得中”、“叚中”、“追中”之“中”,其用法与《穀梁传》桓公九年“为之中者归之也”之“中”、《潜夫论·断讼》“强中欺嫁”之“中”完全相同,其所指均与婚事相关,在具体语境中乃指称“岳丈”。“求中”、“乞中”即以结成婚姻为形式的政治—军事联盟为手段,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这种手段被历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文王临终前用舜和微两个典型的成功案例来训诫太子发,寓意深长,不论于事理、于情境、于身份,还是于所寄托,皆切合无间碍,故提出“婚事”说(《清华简〈保训〉之“中”关与婚事说》,《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张卉认为,舜之“中”是由“心”引申为德行修养,上甲微之“中”是征伐有易途中祭祀王亥所用的木主。《保训》的主旨就是文王通过舜和上甲微两个典故,向发传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修德以文治,讨伐以武功,这就是文王所传之“保训”(《清华简〈保训〉“中”字浅析》,《史学月刊》2010年第12期)。刘洋认为,《保训》之“中”的真正内涵实为一思想观念,是自上古圣王传承下来的“道统”。早期儒家继承这一思想,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赋予“中”道德意义,发展出中庸思维模式,成为其立身处世的方法原则(《〈保训〉之“中”与儒家中道观再认识》,《德州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梁立勇认为,清华简《保训》篇的“中道”思想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亦即“中庸”。“中”的意思是内,指内心而言。《保训》“中”和“中庸”作为一种方法论,无论是从内涵(“但行于己,则外能及物”)、条件(诚)还是其适用范围(人及万物)来看,都是一致的。《保训》“中”的思想就是儒家“中庸”思想的滥觞(《〈保训〉的“中”与“中庸”》,《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廖名春、陈慧的《清华简〈保训〉篇解读》(《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认为,整个《保训》篇可以说就是一篇“中”论,此“中”就是“和”,“和”是简文“中”最核心的内涵;《保训》篇的“中”论,就是一篇“和”论,就是一篇以“和”治国论。专门研究《保训》思想内容的论文,还有连劭名的《战国竹简〈保训〉与古代思想》(《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

    关于《保训》的成书年代,不少学者相信它源于西周文本。但杜勇认为通过对《保训》的语言特征、阴阳观念、中道思想的比勘分析,可以推定它并非商末周初史官实录的周文王遗言,而是成书于战国前期的托古言事之作(《关于清华简〈保训〉的著作年代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本年,对清华简的真实性、对《保训》内容的可靠性的质疑,依然不绝于耳。清华简《保训》照片与释文于《文物》2009年6期刊登后,丁进便对《保训》有所怀疑;现在图版已经公布,他仔细辨析了图版中的用词、行文、字体和竹简形制后,发现《保训》存在诸多疑点。在他看来,作伪者的水平是相当不错的,撰写古文的能力也比较高,但也多多少少留下一些作伪痕迹。《保训》只有二百三十余字,却在用词、语法、制度、逻辑关系、书法等方面留下了多处漏洞,暴露了作伪者深层次上知识和能力储备的缺陷。姜广辉此前已经提出多项质疑,本年他又提出四条疑问(《清华简〈保训〉献疑》,《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李存山的《试评清华简〈保训〉篇中的“阴阳”》(《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3期)认为,《逸周书》中的两篇“周文王遗言”并非西周史官的实录,而是出自春秋战国时人的伪托。现在清华简中又出现了一篇“周文王遗言”,它与《逸周书》有密切关系,但不属一个系统;《逸周书》中有“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伪托的赝品,《保训》篇亦非西周史官的实录,它是出于春秋战国之好事者之伪托,还是出于今之好利者所作伪,这就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鉴定的过程了。针对这样的质疑,有的学者予以反驳。如王连龙的《对姜广辉先生〈保训〉十疑的几点释疑》(《光明日报》2009年5月25日)。姚小鸥认为,“清华简”中首先公布的《保训》篇,是一篇内容类似《尚书》的珍贵历史文献。李学勤先生有关《保训》的文章发表后,有人对该篇命名提出疑问,并疑及周文王是否有遗训的问题。根据《尚书》及多种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综合考证,证明周文王有遗训是不争之事实;且从周代礼制和“名从主人”的传统出发,可以论证《保训》的命名并无不当(《“保训”释疑》,《中州学刊》2010年第5期)。

    除《保训》外,对清华简其他篇加以研究的成果也比较丰富。刘成群的《清华简〈夜〉〈蟋蟀〉诗献疑》(《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认为,据《清华简〈夜〉》所记载,《蟋蟀》一诗为周公在武王八年伐耆后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为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之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因此,他对清华简《夜》中的《蟋蟀》为周公所作之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在《清华简〈夜〉与尊隆文、武、周公——兼论战国楚地之〈诗〉学》一文中(《东岳论坛》2010年第6期),刘成群申述此说。他认为,《蟋蟀》为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之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其目的就是为了尊隆文、武、周公,以抵消来自其他学派非议圣贤、否定周制的巨大压力。战国时期楚地“诗教”文化发达,《夜》中的一些诗作则可看成是战国楚地儒士对于《诗》的一种拟作。刘光胜认为,“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清华简〈耆夜〉考论》,《中州学刊》2011年第1期)。付林鹏的《由清华简〈(耆)夜·乐诗〉看周公的巫祝身份》(《中国文物报》2010年8月20日第6版)认为,《耆夜》一篇对上古历史、文学史以及音乐史的研究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历史方面,《耆夜》记载了周武王伐耆(即黎)胜利之后,在“文大室”举行“饮至”礼的情况。为周武王伐“耆”的历史事件提供了新的材料。文学史和音乐史方面,是简文记载了几首不见于今本《诗经》的乐诗,并言为武王和周公所作。王鹏程的《“清华简”〈夜·乐诗〉管窥》(《中国文物报》2010年4月30日第6版)认为,“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的主旨为及时行乐。《蟋蟀》一诗句式、风格如此近似《诗经·唐风·蟋蟀》,其又是典礼即兴而作,足见周公对《诗经》之熟悉,也为“周公编《诗经》”一说提供了新佐证。但刘立志的《周公作诗传说的文化分析》(《南京师大学报》2010年第2期)认为,《诗经》中有七篇作品被战国秦汉学者指实为周公所作,但后人颇多争议,驳论之说多可成立;秦汉时代流传的《诗经》本事偏重于道德之善,而相对忽略事实之真,多为战国时人臆造;清华简所载《蟋蟀》本事当是后人拟撰附会。

    刘光胜在《由清华简谈文王、周公的两个问题》(《东岳论丛》2010年第5期)中指出,古代的“受命”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受王册封担任重要大臣,行使行政权力;二是受天命、做天子。后世所理解的“受命称帝”,只是其中的一种可能。长期以来,由于《逸周书》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周公研究主要局限在灭商后当国摄政、辅佐成王时期,而灭商之前周公思想的探究遭到人为忽视,借助清华简《夜》和《逸周书·大开武》材料,使得全面评价周公形象成为可能。在运用出土文献作证据时,必须分清史料的先后,说法产生的早晚,清华简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我们必须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这样才能使它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

    廖名春的《清华简与〈尚书〉研究》(《文史哲》2010年第6期),是一篇综合研究的论文。他认为,清华竹书本《金滕》篇有简14枚,约410余字,与今本首尾一致,中间行文有详略之异,有的异文很重要,如孔传以今本《金滕》之“周公居东”为周公东征,马融、郑玄以为是周公待罪于东,而竹书本《金滕》有“周公宅东三年”,证明了孔传的正确。《尹至》篇有简5枚,共154字,主要写伊尹谋夏之事,为伊尹与汤的对话,属今本《尚书》中的《商书》,情节与《吕氏春秋·慎大》篇近似。《尹诰》有简4枚,共112字,孔颖达疏据“晚书”《咸有一德》而以为“是伊尹诰大甲,故称‘尹诰’”,由清华简本《尹诰》看,该篇中伊尹与之对话的是汤而非大甲,这也说明“晚书”《咸有一德》确属伪书,清华简本才是真正的《尹诰》或《咸有一德》。清华简《说命》分3篇,从简背的次序编号看,当有简30多枚,简背篇题作“尃敓之命”,即“《傅说之命》”,《书序》所谓“《说命》”当是“《傅说之命》”的缩写,其内容与《国语·楚语上》所记载的傅说事迹相近,而与“晚书”的《说命》三篇不同,说明“晚书”《说命》三篇并非《尚书》原本,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才是真正的《尚书》原本。

    海外学者对清华简亦有研究,如艾兰的《怎样成为君王》(《光明日报》2010年7月12日第12版)以及甘凤等翻译、整理的《“中”是什么?》(《光明日报》2010年7月12日第12版)。

    张克宾的《帛书〈易传〉乾坤之义疏论》(《周易研究》2010年第1期)认为,马王堆帛书《易传》对乾坤之义作出了独特的阐发,在和今本一样充分肯定乾坤的核心地位和特殊作用的同时,以键川为卦名,从宇宙的动态功能的角度呈现出乾坤所统摄的天人之道。《衷》篇着眼于万物的动静存亡,凸显了乾坤的刚柔动静之义,并举证卦爻辞来阐明其刚柔之义,尤有进者,《衷》又将乾坤刚柔动静之义下贯于人事之文武之道。帛书《易传》最终将乾坤二卦所含之义理发挥为阴阳合德、刚柔相济、动静有时、文武兼施的天人之学,并从中体现出人文德性的精神和天人和谐的价值追求。不仅如此,帛本对乾坤卦爻辞的解释较之今本及传世注疏也可谓别开生面,向我们呈现了卦爻辞背后更为丰富的文化意蕴。

    王莹的《帛书〈二三子问〉“龙之德”之意蕴及忧患意识》(《周易研究》2010年第3期)认为,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作为解经之作,其论述是依《易》之经文展开的。《二三子问》论《易》屡称“龙德”,分别从龙与天地阴阳的关系、龙的变化特性、龙之德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三个方面进行论证,表达作者的易学观。在此基础上,《二三子问》的作者通过对卦爻辞的诠释,以阐述施政艰难的方式表达忧患意识,同时通过比较人君、贤者、君子、小人的不同德行,表达重德的核心观念,凸显忧患意识。

    刘彬的《论帛书〈衷〉篇的象数思想》(《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4期)认为,马王堆帛书《易传》的《衷》篇具有丰富的象数思想,除学者所讨论的“卦气”说外,还包含“得中”说,“爻变”说,以及“《乾》《离》同居、《坤》《坎》一体”说等。其中“得中”说与《衷》篇的得名密切相关,《衷》(中)篇篇名即取自于“得中”说的象数学背景。“《乾》《离》同居、《坤》《坎》一体”说不见于通行本《易传》, 是帛书《衷》篇独特使用的象数学说。通过对帛书《衷》篇象数思想的挖掘,可以大大深化对《衷》篇思想的认识。刘彬其后发表的《帛书〈衷〉篇新释八则》(《周易研究》2010年第5期),对此又有所深化。

    王化平的《读马王堆汉墓帛书〈衷〉篇札记》(《周易研究》2010年第2期)疏通了帛书《衷》篇的若干处文意,并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其内涵。如《衷》篇认为《周易》是巫史和文王共同完成的作品,巫史完成其数术部分,文王加入卦爻辞部分,这是对《周易》成书过程的较早表述之一;《衷》篇透露出先秦易学中关于人性的讨论与孟子、荀子都有极大不同,它将文人、武人作为两种人格来讨论也是传世文献中少见的;《衷》篇很多句子可与其它帛书《易传》的篇章合读,它们都很重视阐发《周易》的德义。此篇帛书中有些句子的思想接近思孟学派,这说明其中有些内容不会早于战国中期。

    宋立林的《〈缪和〉〈昭力〉与孔子易教》(《周易研究》2010年第6期)认为,马王堆帛书《缪和》《昭力》中的“子”即孔子,其中蕴涵着大量孔子易教思想,这些思想可以和其他古籍中所见孔子思想相互印证而又富有新意。孔子晚而好《易》,不仅出于个人宗教情感之需要,更主要的是他对易之教化作用的阐扬。挖掘这两篇中的孔子易教思想不仅可以推动帛书《易传》的进一步研究,更可以深化对孔子思想的认识。

    刘伟的《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论略》(《古代文明》2010年第2期)指出,学界一般认为马王堆帛书本《春秋事语》与《左传》接近;但种种迹象表明,帛书《春秋事语》与《国语》编撰主旨和撰构手法不惟形似,亦具有神似之处。帛书本《春秋事语》极有可能是古本《国语》的一种选本。这样的推断,除了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以外,还有史学史上的案例可以参考;其他出土材料的发现也为此提供了旁证。考察这一问题,对重新认识作为一种体裁的“语”及其流传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赵争的《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再议——兼与刘伟先生商榷》(《古代文明》2011年第1期)针锋相对地指出,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诚然与《左传》存在关联,但帛书《春秋事语》很可能既非简化《左传》而成的《左传》系统古书,也非《左传》成书所参考的底本,而应是一种颇受《左传》影响的“语”类古佚书;虽然帛书《春秋事语》形式特征与《国语》接近,但帛书《春秋事语》是《国语》选本的有关推测尚缺乏充分依据。

    跟所有出土文献整理成果一样,《阜阳汉简〈诗经〉研究》(胡平生、韩自强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和《阜阳汉简〈周易〉研究》(韩自强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也难免有误释和漏释之处。对于后者,濮茅左《楚竹书〈周易〉研究——兼述先秦两汉出土与传世易学文献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侯乃峰《〈周易〉文字汇校集释》(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邬可晶《读阜阳汉简〈周易〉释文小记》(《周易研究》2010年第5期)都有所纠正。

    邬可晶在《读阜阳汉简〈周易〉释文小记》中指出,阜阳汉墓所出竹简本《周易》的释文偶有误释和漏释之处,并对此提出补正意见。该文释出“倍”、“弟”、“邑”、“抽”、“適”、“徙”、“者”、“市”、“克”、“贾”、“别”等字,辨识出“吉”、“其”、“无”、“死”、“货”、“凶”、“利”等残字,拼合了简55+残11、简486+469两处断简,供研究《周易》和阜阳汉简的学者们参考。此外,他还指出了阜阳汉简《周易》摹本的一些问题。

    史大丰的《论武威汉简本〈仪礼〉的今古文问题》(《枣庄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从经学、小学的角度阐释了武威汉简本《仪礼》的今古文问题研究现状,指出武威汉简本《仪礼》存在少量的古文现象,但以今文为主的主要特点;他认为,需要从经学和小学的不同角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或者需要更多的实证材料,才能判定武威汉简本《仪礼》的今古文性质。

    2010年1月,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推出《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释文包括“论政论兵之类”、“阴阳、时令、占候之类”和“其他”三部分。

    连劭名的《银雀山汉简〈定心固气〉与孟子思想》(《华夏考古》2010年第1期)指出,银雀山汉简《定心固气》篇中有“积行”、“守一”、“定心”、“固气”、“独行”等内容,是一篇专论养气修性的古代文献,是研究传统文化的珍贵资料。《孟子》中也曾讨论“知言养气”,其说与简文相近。

    相关论文,还有白于蓝的《银雀山汉简校释》(《考古》2010年第12期)、陈侃理的《从阴阳书到明堂礼——读银雀山汉简〈迎四时〉》(《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

    王连龙的《宓子佚文辑补》(《图书馆杂志》2010年第1期),除辑补宓子佚文外,同时指出,慈利竹简所见古佚书成书于孟子之前,楚墓所出《宓子》应为景子所传。

    宋镇豪的《谈谈〈连山〉和〈归藏〉》(《文物》2010年第2期)认为,史传《连山》、《归藏》两部已佚的古老筮占书,非出后人杜撰,确是有其由来的;《连山》在商代甲骨文筮占材料中有其踪迹,《归藏》则有湖北江陵王家台出土秦简证其不伪,两者有本自远古传说及夏商周三代的筮占材料。持论近似的论文,还有肖从礼的《〈周易〉卦名用商〈易〉略考》(《丝绸之路》2010年第6期)。

    但亦有不同意见者,如史善刚、董延寿的《王家台秦简〈易〉卦非“殷易”亦非〈归藏〉》(《哲学研究》2010年第3期),即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曹旅宁的《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性质探测》(《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指出,睡虎地十一号秦墓所出土的《编年记》,应当是墓主平日阅读的一种历史读物。至于其中的私家记事及秦王政十一年以后的时事新闻,当为墓主标注,以备遗忘,类似后世的“记事珠”之类。因此,《编年记》不能算成喜的私家历史著述,而是当时通行历史读物的保留。

    程苏东的《蜀石经〈孟子〉刊刻者考辨》(《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春之卷)认为,根据有关资料证明,刊刻蜀石经《孟子》实始自席贡,成于彭慥,而宣和末年席益入官成都,见石经刻成,乃刻石为之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征引的那句“伪蜀时刻六经于石而独无《孟子》,经为未备”,正是出于席益的这篇记文之中。

    本年,赵立伟发表了多篇研究石经的论文。《汉石经〈尚书〉异文与今本〈尚书〉校议》(《中国训诂学研究会2010年学术年会》2010年)认为,汉石经刊刻于熹平四年(175年),虽然残存的字数有限,但仍能大致反映出《尚书》写本在石经刊立时的基本面貌,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异文,更是对今本《尚书》的理解和校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认为,《益稷》“光天之下”句“光”字的含义为“充溢”、“充满”;《禹贡》之“岛夷皮服”当为“鸟夷皮服”;《大诰》之“有指疆土”或为“有诸疆土”。《学〈尚书〉札记》(《聊城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指出,今本《益稷》“懋迁有无化居”句当在“化居”之前断开;《益稷》“在治忽”历来异文众多,当依《汉书·律历志》作“七始咏”;《益稷》“朋淫于家”本或作“风淫于家”;《高宗肜日》“天既孚命”,汉石经作“天既付命”,汉石经“付”为本字,今本作“孚”者为借字;今本《康诰》“殪戎殷”,汉石经作“壹戎殷”,当以后者为宜;《尚书·武成》“一戎衣而天下大定”释为“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为牵强附会之词(笔者按:赵文将“一著戎衣”误作“一着戎衣”),应理解为“一次用兵伐殷而天下安定”。在《汉熹平石经历代变迁考》(《西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一文中,作者对熹平石经的变迁历史作了综合考察。类似话题的论文,还有《汉熹平石经历代著录考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年第7期)。

    本年,陈伟主编的《新出楚简研读》、曹建国的《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吴良宝的《战国楚简地名辑证》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李锐的《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海外出版的专著,有郭静云的《亲仁与天命:从〈缁衣〉看先秦儒学转化成“经”》(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5月)、曹峰的《楚地出土文献与先秦思想研究》(台北:台湾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8月)等。

    杨华的《楚地丧祭礼制研究——以出土简帛为中心的讨论》(《文史哲》2010年第6期),结合近年来中国南方地区连续出土的简帛资料对楚地丧葬和祭祀礼制进行复原研究。文章指出,楚地简帛(尤其是卜筮祭祷简)所反映的丧祭内容,包括疾病占卜、祭祷神祇、初死及丧仪、丧服和丧期、祖先和庙祭、祭祷仪式等,完全可与《仪礼·丧礼》等礼学文献进行对证考察。考察的结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丧祭礼制虽与中原地区颇有差异,但中国古代病、死、丧、葬、祭的人生礼仪,自商周以来就形成连续的系统,并未中断。楚地的丧祭礼制,对于汉代文化影响较大,此即汉承楚制的一部分。由此进一步指出,此种考察还有助于解决“三礼”文本的成书时间问题。楚简材料表明,楚人有常贞和常祷,还有散贞和散祷,前者对于复原楚地丧祭礼制更为重要。

    刘笑敢的《出土简帛对文献考据方法的启示(之一)——反思三种考据方法的推论前提》(《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六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土简帛对文献考据方法的启示(之二)——文献析读、证据比较及文本演变》(《中国哲学史》2010年第2期),则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出土文献研究加以审视。

    注释:

    ①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1925年),《静庵文集续编》,《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影印);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十四卷,杭州·广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38页;彭华选编:《王国维儒学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1页。

    ②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1930年),《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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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稿日期:  2014-06-11
  • 刊出日期:  2014-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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