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老乡”(Fellow)一词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老乡的“老”含义非常丰富，既包含了亲切、信任、归属感、认同感，又包含了依恋、互助等社会心理成分。老乡的“乡”泛指乡村、穷乡僻壤等，具体指个体生长的地方或祖籍，比如家乡、故乡、乡井或者乡里家庭久居的地方^[1]。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老乡逐渐成为一个社会群体，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族群，称为老乡族群。老乡族群是由于地域同一、文化趋同而形成的族群归属，是通过社会比较和标签效应而形成的社会类化，它所形成的老乡心理称之为老乡观念。作为流动在外的寄居者，老乡群体具有着本土的老乡社会表征，他们具有着群体所共享的、内隐的常识心理或文化心理。老乡群体之间的交往和老乡群体与外群体的交往是否有差异，他们的交往过程和心理机制是怎样的，都将引导社会心理学者对这一特殊群体展开相关研究。而关于老乡群体对老乡群体以及老乡外群体之间的信任感关系的研究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个体对老乡内群体与老乡外群体的信任感是否具有差异性，以及他们心理机制的差别在哪里，都将是我们感兴趣的问题。

二.   基于社会表征理论的老乡社会表征与信任关系

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2]是当前国际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新的理论与研究范式，它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Moscovic, S)在迪尔凯姆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莫斯科维奇把“社会表征”定义为“拥有自身的文化含义并且独立于个体经验之外而持续存在的各种预想、形象、价值所组成的知识体系”^[3]。社会表征理论主要从社会文化层面探讨人们对各种现实问题的社会共识，它强调行动和交流的目的，强调群体的中心性，强调群体影响和沟通个体的意识，强调社会心理现象和过程只能通过将其放在历史的、文化的和宏观的社会环境中才能进行更好的理解和研究^[4]。莫斯科维奇认为，社会表征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社会成员所共享的观念、意象、社会知识和社会共识，是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符号或系统，它产生于日常生活的常识性知识，是同一群体社会成员所共有的认知结构和内隐的知识体系，它具有社会共享性与群体差异性、社会根源性和行为说明性、相对稳定性和长期动态性等典型特点。一般来说，社会表征由中心因素(central core)与外围因素(peripheral elements)两部分组成。其中，中心因素是社会表征的核心部分，它决定了社会群体的同质性，外围因素则是中心因素的重要补充，它具有灵活多变的功能，它可以调节中心因素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5]。莫斯科维奇进一步指出，社会表征在双重特性结构的系统基础上，要通过定锚(anchoring)和客观化(objectifying)来完成^[6]。通过这一系列心理操作，个体就会将不熟悉的对象放入社会实体中，使其具有意义，由此形成对某一群体的社会表征。

老乡社会表征(Fellow Social Representations)正是以社会表征理论为基础所提出来的一个群体社会表征范例。老乡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它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没有严格的组织规范，有的只是根据传统文化所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观念，这种伦理道德观念内隐着一种共享的社会心理结构。这种社会心理结构是由构成老乡观念的必要条件所组成的，一般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一是个体流动在外，二是原籍地切近且文化认识趋同，三是个体之间彼此关怀与帮助，四是个体对行政区划的认知。这四个条件的前三者，可以认为是构成老乡表征结构的中心因素和外围因素，中心因素、外围因素与特定环境相互作用，通过个体的锚定与具体化过程，共同激活和凸显老乡内隐社会认知结构和文化知识系统，从而形成特定老乡群体的老乡社会表征^[7]。

杨中芳指出，研究中国人的信任问题，必须要持“个体生活在文化中”的观点，要在中国文化、历史、社会的大背景中对其进行研究。他认为，这里所指的文化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指引个体行为的一些看法、规则及信念。这些看法、规则及信念形成一套套只有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才会明白的意义系统，用来彼此进行沟通”^[8]。她所指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表征所指的内涵是一致的，即都包含个体所形成的关于行为方式、信念信仰等一些共有的生活准则；所不同的是社会表征更倾向于群体层面，是群体所共享的关于内群体的社会认知结构和意义系统。

杨中芳认为应该对中国人人际关系和人际信任的进展提出一个中国式的理论模式，她将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分为了礼遇阶段(Courtesy stage)、工具阶段(Instrumental stage)和感情阶段(Emotional stage)三个阶段。在礼遇阶段，交往双方没有关于对方认知的交往经验，因而只能通过两人关系中既定成分的内含来决定双方的交往方式，并且以对方是否按照这些既定的内隐的交往法则及义务来决定如何与之继续交往下去。一旦当双方交往的频次增多，双方会视对方在各种交往场合是否称职地完成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来决定对方是否可以晋级到工具交换关系的阶段。工具交换关系的阶段，如果双方还有相互表露感情，那么两人关系中的感情成分也会增加。当感情成分增加到某一个程度，两人关系就会进入感情交流阶段。

杨中芳将上述理论模型推广到人际交往的信任研究中，推衍出信任的三阶段论。礼遇阶段是以既定成分所内隐的义务与责任为交往基础，因此遵循这些义务及责任即成为信任之来源。而在老乡之间的交往中，个人是否老老实实地按照这些内含于老乡角色的义务及责任去做，便成为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信任的主要因素。工具阶段是以内隐于工具交换的互惠互报法则为交往依凭，因此双方在交往场合里，遵循内隐于工具交换中的“合情合理”法则，亦即在公平法则之上再加一些人情义务(由双方之既定关系基础决定)成为信任的来源。尽职地遵循这一“合情合理”法则所内含的义务及责任，表示双方有诚意进入这一工具交换阶段。而老乡之间的交往除了建立在“合情合理”法则基础上，他们更倾向于对老乡产生某种特定的情感，但非老乡个体之间往往更注重“合情合理”的法则。那么，老乡之间的交往就会直接进入感情阶段，这一阶段是以相互感情付出为交往依凭，因此双方在互动的情感交流层面，能忠心地、无条件地关心、照顾、帮助对方，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杨中芳提出的人际交往三阶段理论与彭泗清在《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9]一文中提出的人际信任理论具有很大的共性，彭泗清的理论谈及了人际信任与工具性、情感性的关系。事实上，二者所聚焦的问题都是人际交往中如何与人积极沟通的问题，如果将二者的观点结合在一起，或许可以对老乡之间如何交往，以及老乡之间的信任问题进行有效解释。

三.   老乡社会表征与老乡信任感关系三阶段发展

在我国，老乡交往作为一种本土社会交往模式，其独特性在于它具有基于同籍地缘纽带、文化趋同的先赋性基础。那么，在一个重视血缘纽带、重礼教、重人伦、重关系本位的传统文化社会中，老乡社会表征所既有的内涵会不会直接影响个体对老乡及非老乡的信任感？老乡社会表征作为对基于同籍地缘纽带、文化趋同的先赋性基础之上的老乡既有内涵的具体阐释，与老乡之间的信任建构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

基于上述疑问，我们试图整合杨中芳和彭泗清的观点，并对老乡社会表征与老乡信任关系进行解释。杨中芳和彭泗清的理论均是以交往双方的人际互动为前提的，而在老乡群体内部，个体对老乡群体的信任同样在人际互动的前提下形成，那么，老乡交往也要经历礼遇阶段、工具阶段和感情阶段。在礼遇阶段，个体没有获得对方相关的交往经验与社会认知，此时个体按照既定的交往潜规则进行“规矩”的交往，同时交往双方在此阶段对交往对象进行品评，如果达到满意接纳水平则会有少量情感卷入。随着交往次数的频繁增多，情感维系或人情往来的交往工具性明显增强，双方的感情卷入也是有增无减。但在工具性阶段，交往的工具性较为凸显，并最终进入到工具阶段。再经过进一步发展，交往则进入了感情阶段，即双方之间的感情已得到进一步深化，将对方视作自己人，并在其需要帮助的时候倾力相助。张曙光^[10]的研究发现，对于老乡群体而言，交往双方与同陌生人交往是不同的，原因在于他们拥有着共同的关于家乡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认知结构和意义符号系统，他们之间具有相同的老乡社会表征，他们对双方都具有明显的情感归属、地域认同、文化认同、习俗认同和语言认同^[11]，他们在心理层面上更具有相似性与契合性。这种老乡社会表征介于群体共同实践相关联的社会现实及与个体思维及情感相关联的心理现实之间，它作为个人向导调控着个体的社会行动，使个体的独特经验在这样一个稳定且可预测的共同世界中得到了有意义的组织与理解。具体而言，在交往的初期阶段，也就是礼遇阶段，新环境的不适应及其可能导致的个体心理社会稳态短暂失衡，使老乡社会表征相对凸显出来，从而促动个体寻求与老乡的共合，由此，激活的老乡社会表征则为个体更好适应异地社会生活环境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支持与情感支持。但是，我们认为，老乡之间的交往可能在礼遇阶段会迅速进入到工具阶段或感情阶段，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事先所拥有的共同社会心理表征会直接激活对对方的情感，使老乡间更容易建立起较好的人际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某些拥有强烈共同社会表征的老乡群体之间，他们可能会较快地进入工具阶段或情感阶段。这个过程与陌生人或非老乡间交往有明显差异，即老乡社会表征的激活在礼遇阶段能使个体较快地启动并异化双方的交往，原因在于双方所共享的社会表征起着异化的作用，从而能够迅速地进入信任三段论的工具阶段，而对非同乡交往而言，双方较低的社会表征与心理认同度等方面的相互适应可能存在着的困难，都不可避免地滞缓了两人的交往进展。除此之外，双方在信任三段论的后两阶段基本没有差异。所以，老乡之间能否建构起信任感，则仍取决于后继的交往程度以及情感卷入度，因此，老乡信任感并非个体具有先赋性基础而对老乡产生特殊信任。但是，一旦老乡之间在初识之后，能够彼此接纳，那么他们最终建构起的人际信任，将会因共同的老乡社会表征而达到比非老乡更加深入的信任感(如图 1)。

图  1  以社会表征为中介的人际信任建构图

注：①表示老乡内群体交往可以通过老乡社会表征更快激活和异化，这是与非老乡交往的区别。②③表示老乡与非老乡在交往上是一样的，没有差别，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情感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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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可以认为，老乡交往与非老乡交往在人际信任的建构上并没有本质差异。二者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基于同籍地缘、文化趋同以及心理认同的先赋性，通过老乡社会表征的中心因素、外围因素与特定的环境相互作用，使得老乡社会表征得以激活，相对较快地启动并异化老乡之间的交往，这种异化作用会随着交往的频率和时间的增加而逐渐失去作用，此时，与非老乡身份相比，老乡身份在人际交往及建立信任关系上已没什么明显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