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流文学史中，萧红长期处于一种“边缘”与“他者”的位置，只有在讨论“左翼作家”和“抗战文学”时被偶尔提及，或者与“东北作家群”放在一起简单介绍, 她的作品更是成了次要^[1]。而随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出版，萧红的作品渐渐“浮出地表”，虽然该书同样将萧红归入“‘左联’和左翼小说”以及“东北作家群”中，但却言明“萧红是一个文学创造力特出的天才的女作家”^[2]。而杨义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更以专节论述，称萧红为“三十年代的文学洛神”，是“我国小说史上最善于建立自己的艺术风格的作家之一”^[3]。其实，萧红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在近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萧红既超越了时代写作的局限，又突破了女性写作的藩篱, 这个“在民族历史面临重大危难关头能够肩负种种苦难而保持一份独立和清醒”^[4]182的“大鹏金翅鸟”，高飞在“今天与未来的天空”。

一.   自我宣泄的“闪现”

“许多女性作家，尤其是在完全的男权时代，由于个人生活的压抑与坎坷，不自觉地以写作来宣泄个人情感，从而拥有一个展露自我的场所，实现自身的生存价值。”^[4]164萧红的一生曲折多难，尤其是在感情和婚姻生活方面，可她在短促而又光辉的文学创作历程中却几乎未曾沉湎于自我宣泄的“镜子式”写作，自我宣泄只在早期的诗作《偶然想起》《静》《栽花》《公园》《幻觉》《春曲》《苦怀》《沙粒》和散文集《商市街》中“昙花一现”。

少女时期的萧红几至绝境，经历了祖父离世、停学逼婚、逃婚迫回、受骗怀孕直至濒临被卖，“她甚至没有来得及对爱情作任何憧憬，没有来得及对同居者作何选择，就陷入了被抛弃、身怀六甲而身无分文的绝境”^[5]。此时的萧红，恰如《偶然想起》写到的那般，“生活的痛苦/真是有如青杏般地滋味”^[6]240。但命运似乎给了她一丝转机，她在绝境中遇到了萧军，有了新的生活和新的精神环境，也尝到了爱情的甜蜜愉悦。“你美好的处子诗人/来坐在我的身边/你的腰任意我怎样拥抱/你的唇任意我怎样的吻”，“只有爱的踯躅美丽/三郎，我并不是残忍/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立起”，“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6]246。诗人毫不掩饰她火热的情感与内心的欢喜。可很快，萧军的“多情”与不忠让萧红的一腔向往与欢欣付诸东流。“我不相信你是有意看她/因为你的心，不是已经给了我吗”，“我在你诗册里翻转/诗册在草地上翻转/但你的心！/却在那个女子的柳眉樱唇间翻转”^[6]247。萧军与房东的女儿汪小姐暧昧不清，又追逐着交际名媛Marlie, 不久又爱上了偶然结识的上海姑娘陈涓。“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种消遣，而它却是女人的生活本身。”^[7]496何况此时的萧红多局限于家庭生活的小天地，为着柴米油盐发愁，萧军无异于他的整个世界，爱情的幻灭对萧红的打击极大，她不得不借她熟悉的诗歌(童年时期即与祖父背诵《千家诗》)来一抒胸中苦涩。

随着陈涓的离去和二萧的南下青岛，这些恋情暂告一段，可伤害远未结束。1934年末，二萧前往上海。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日夜盼望的鲁迅，并经其引荐结识了胡风、茅盾、叶紫、聂绀弩等左翼文化名士。《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轰动了上海文坛，二萧渐渐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经济上不再拮据，生活也稳定安适，萧军再一次移情别恋，他在上海遇见了Marlie和陈涓。爱情之苦再一次让萧红濒临绝境。“昨夜他又写了一只诗/我也写了一只诗/他是写给他新的情人的/我是写给我悲哀的心的”，“我没有家/我连家乡都没有/更失去朋友/只有一个他/而今他又对我取着这般态度”，“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样来抵抗”^[6]255。为此，萧红决定东渡日本，暂时远离这不堪的境况。在异国他乡，因为语言的不通和寂寞的心境，萧红当时的视界也多聚焦在回忆与爱情中。“我爱钟楼上的铜铃/我也爱屋檐上的麻雀/因为从孩童时代它们就是我的小歌手啊”，“理想的白马骑不得/梦中的爱人爱不得”，“东京落雪了/好像看到了千里外的故乡”^[6]262。但随着时间的沉淀与内心的平静，萧红终于觉察到了泛滥的情感之可怕，诗人自省着：“世界那么广大/而我却把自己的天地布置得这样狭小”，“海洋之大/天地之广/却恨个自的胸中狭小/我将去了”，“我所想望着的/只是旷野，高天和飞鸟”^[6]260。经历了人生的起伏与爱情的淬炼，萧红渐渐意识到自身视界的狭窄，她不再沉溺于爱情的悲伤，而是勇敢地正视自己的内心，渐渐完成了对自身情感的探索与人生意义的初步探寻。不得不说，这种思考与调整，对萧红日后的人生与创作所产生的作用不可小觑。

其实，萧红的许多诗作在其生前都是没有发表的，她的诗歌更像是写给自己的日记, 是她压抑情感的自我抒发。在写《春曲》和《幻觉》的同一时期，萧红也创作了许多极具“时代感”的作品，在《夜哨》上“几乎每期都可见到‘悄吟’或‘玲玲’(萧红的笔名)的名字”^[8]。《王阿嫂的死》《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夜风》《哑老人》等“跋涉”时期的作品皆明确以阶级眼光描绘她笔下的人物，在展现底层苦难的同时，萧红试图从阶级论的角度来寻求苦难的原因。同时，她积极地参加周围的进步活动，“维纳斯画展”、半公开的抗日演剧团体“星星剧团”。她结识了“左倾名士”冯咏秋，成了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接头会所“牵牛坊”的常客，经常前去的还有罗烽白朗夫妇、金剑啸、舒群、达秋、白涛、刘昨非、吴寄萍等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8]。此时，萧红逐渐走出了家庭生活的小天地，走向了“火热的时代”，自觉地将创作与民族解放联系起来。《生死场》的发表更使她成为“左翼女作家”, 但同时也隐现了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与超越。萧红此时还与鲁迅来往极为密切，“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许广平)，不能不说鲁迅对于萧红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萧红曾誓言要写“《阿Q正传》《孔乙己》之类”^[9]，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至少要在长度上超过鲁迅先生。可以说，萧红在创作之初便未曾沉溺于自我宣泄、自我欣赏的“镜子式”写作。

二.   自我与人类的交织

“在她个人生活极为孤寂不幸、重疾缠身之时，却能把握住个人低落的情绪，写出非同一般的作品。作为一名女作家(而且是一位在个人生活上相当不幸的女性)，萧红没有在她的作品中沉溺于个人的情感和经历，更没有随意放纵和宣泄自我，这不知是她具备了一个成熟的文学家的自觉呢，抑或是对难言的隐痛的回避和另一种方式的‘排遣’？”^[4]181确实，萧红不愿言说自我的伤痛，在《弃儿》《广告副手》等类似于自身经历的作品中，她皆未以第一人称来叙述，而是选择了第三人称。其友人骆宾基也曾回忆：“她(萧红)，不轻易谈笑，不轻易谈自己，也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内心。”^[9]连挚友白朗也说萧红从未向她倾诉自己的艰难，“虽然整天住在一个房子里，红却从不向我谈起和军分开以后的生活和情绪，一切她都隐藏在她自己的心里，对着一向推心置腹的故友也竟不肯吐露真情了”^[9]。爱人的分离、孩子的夭折、身体的疾痛、友人的疏远以及心境的落寞与端木蕻良的冷暴力都不曾使萧红再度沉溺于“泛滥的感情”，随着成长与阅历的加深，她变得更加成熟与坦然，“在这平静或成熟中，与谁在一起，离不离开端木，确实已是无所谓的事情”。这不是麻木，不是屈服，“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了悟”^[5]。

在日本时期的情感自省以及辗转各地的见闻，使萧红逐渐认清了自身，找到了自己的文学之路。在《七月》第一次召开座谈会之时，萧红提出了许多看法，观点新锐而自信。当其他人认为作家与抗战隔得太远时，萧红明确表示不认同，“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跑警报，这也就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譬如我们房东的姨娘，听见警报响，就骇得发抖，担心她的儿子，这不就是战时生活的现象吗？”^[10]对于创作题材，她更站到了经典与人类的高度，“为什么在抗战之前写了很多文章的人而现在不写了呢？我的解释是：一个题材，必须要跟作者的情感熟习起来，或者跟作者起着一种思恋的情绪，但这多少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把握住的”，“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11]。关于小说的写法，她亦有独到的见解：“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科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9]萧红后期的作品皆是遵循这一创作理念，她是立足自身来反观人类与历史。

20世纪40年代，民族抗战如火如荼，文学的宣传性与工具性受到空前的重视，而秉承“文以载道”的中国知识分子则纷纷投入到以笔作战的民族解放之中，“从对人的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对社会性质、出路、发展趋向的探求”^[2]，要求文学成为阶级解放的工具与时代的“号角”。反观《呼兰河传》，既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与宣传目的，也没有简单的暴露、歌颂或批判，甚至连在早期小说里时而出现的“阶级”字眼也消失不见了。在萧红所处的火热年代，这样的作品与其左翼作家的身份简直不相称，茅盾因此而惋惜此时的萧红是被自己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和广阔的进行着生死搏斗的大天地完全隔绝了。可若剥离斯时的语境，我们看到的是《呼兰河传》与《马伯乐》对于人性的思量与拷问，是对于人类永恒问题的探索，是超越了政治与时代的问询。在《呼兰河传》里，萧红将讽判的钢戟指向群体的愚昧、野蛮、自私与麻木，那些抽帖算卦跳大神的、围观的民众，认为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的观念，都并不是个别地孤立地存在于呼兰河，而是世代所承袭的生活样式。《马伯乐》中，从洋奴、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到社会上各种无所事事的投机者、食客甚至是自以为是的爱国作家，随着马伯乐一路逃难。萧红的笔写遍了芸芸众生。在某种程度上，她甚至写成了另一个“潘先生”，另一个“方鸿渐”。而在萧红之前，或许只有老舍、张天翼、叶圣陶这些男性作家算是现代文学中写讽刺小说的佼佼者。钱理群先生因而称叹萧红：“终于同鲁迅站在了同一地平线，达到了同一种对历史、对文明、对国民灵魂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大彻悟。”^[5]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 用瞒和骗, 造出奇妙的逃路来, 而自以为是正路。”^[12]而敏感脆弱的萧红却有着“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与魄力。她曾自喻为“《红楼梦》中的痴丫头”，因为“痴”，她敢于反抗父权，逃离旧家庭；也因为“痴”，她敢于疏离主流意识形态，坚持自我选择。同时也因了她的“小女儿”姿态，她可以“相对轻盈地穿越话语与权力网罗”^[13]，始终保持着心灵的自由与敏锐，坚持着自我的“智勇”，“有勇气对既存的乐观主义、现成的价值观、虚伪的和安定人心的道德观重新提出质疑。”^[7]119同时又跨越时间和空间，指向的不是表层，不是一时一地，而是更为深广和普泛的国民精神状态，是民族乃至世界的真实的人生、人性，她探触到了人类文化的深层底蕴。她专注于人类灵魂的解放，对着人类的愚昧开战，因为她清楚地看到，只要中国人的愚昧、麻木与保守还在，那么，即使战争打破了他们沉寂的生活，他们也未必能真正地觉醒，彻底地将旧的生活完全改变，所以，国民性的建构更为紧迫且不容忽视，更为任重道远。但同时，萧红亦未隐匿自我，执着于吹响“号角”，鸣起“锣鼓”，她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如“响亮”的王大姐，变成“大白兔”的小团圆媳妇，为爱而逝的翠姨。萧红通过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对男权意识进行了严厉的揭发和沉痛的控诉。因为她清楚地看到:“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9]她是用女性的灵魂去透视世界，用女性的眼光去观察人生，描写人生。同时，她的语言、感觉也都是女性的语言与感觉，清丽新鲜，空灵婉转，可这毫不妨碍她的伟大与经典，可以这样说，她的女性色彩更浓的《呼兰河传》与《小城三月》反而比《马伯乐》与《生死场》更为精彩。

总之，一方面，萧红能超越传统意义上女性写作的局限，把个体的困境与人类的困境紧密联系起来并始终关注于人类的愚昧这个具有终极意义的永恒话题，以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与敏感的直觉，去观照社会人生，去探测与洞察人类存在的困境。另一方面，萧红亦未隐匿女性的视界，追求与自己的本性并不契合的宏大叙事。她更多地记录了内心的声音与自己的切身体验，选择自己内心真正关切、真正有感而发的题材，与自己的题材“起着思恋的情绪”，自觉建构起一种融个体与人类、浪漫与写实为一体的新的创作风格，独具自己的审美特质。

三.   女性与文学创造力

历来活跃于文坛的许多女作家都从抒写自我感受和经历起步，或是以自身经验为原型，如庐隐的《海滨故人》、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萧红也不例外。甚至还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某些女作家(当然绝非仅仅是女性作家)在写了一二篇成功的作品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或是满足于吃‘老本’，将‘自我’的故事一再地重复给读者，她们没有开辟新的领地的勇气和力量。”^[4]166究其原因，除了作家个人的文学素养外，性别身份给女性所带来的社会阅历或创作题材的局限或许是决定性的因素。“妇女常常是在她们那个仍然是封闭的世界里写作，被限制在那个属于他们的小天地里。”^[14]因为中国社会常常被说成是建立在内、外空间严格分离基础上的，而女性被定位于“内”里，男性则被制于“外”中^[15]。虽然这一界限并非绝然对立，但在一定阶段中，大多数女性仍然是被各种各样繁琐的家务捆住了手脚，局限了天地。她们还要为各种事情操心：家庭、孩子、父母、邻里……不是说男性不关注这些事情，但不得不承认，这一重担绝大部分是落在女性身上的。这就使得女性独处的时间及空间大大缩减，而女性创造力的发挥需要一个“她自己的房间”。“自己的房间”既是一种现实条件，也是一种心境，一种象征。“要想能够写作，要想能够取得一点什么成就，你首先必须属于你自己，而不属于任何人。”^[14]萧红一再地抗议别人把她作为萧军或是端木蕻良的附属物，竭力摆脱女性的从属身份，可当时根深蒂固的古老观念仍旧没有松动，女性仍是作为“规定”的角色而存在的，她的路途走得艰难而孤寂。但同时也应承认，仅仅局限于“自己的房间”也会限制创造力的发挥。“作为一个女性存在、女性意识及其话语空间的隐喻，‘房间’本身的封闭特征也当然使之成为困扼女性的牢笼，成为她们自己精神的囚室与情感的坟墓。”^[16]所以，女性既需要“她自己的房间”来思考与写作，自觉建构起女性自我意识与性别意识，同时也不能局限于一隅，应冲出幽闭的“自己的房间”，“汇入到一个较为开放的‘公共’空间”，“走向男女共存的世界，走向他(她)人”^[17], 不断丰富完善自我，突破自身与历史的局限。

尽管在“父系社会政治文化体系那种剑拔弩张的性别针对性、性别敌对性和性别统治”的土层大规模松动，使“两千多年始终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女性”终于“浮出历史地表”^[5]，备受压抑、控制与奴役的“第二性”理应痛快淋漓地言说自身，但“自我宣泄”之后，我们应看到的是作为“写作者”的女作家的另一重身份。弗吉尼亚·伍尔芙曾急切地呼吁女性作家摒弃“个人化”，超越个人的、政治的关系，关注和解决更为广泛的问题——人类的命运和人生的意义。确实，文学作品不是囤积个人情感的垃圾筐，而是创作，是艺术，而“艺术有它独立的、内在的规律，艺术家除了表现现实生活的意识之外，还应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一个本质上区别于现实生活和实际经验的世界，在这个艺术世界里他必须放弃自我——摆脱自身感情、经历等等自我因素的纠缠，而与艺术规律及更广泛的人类情感相拥抱”^[4]169。作品决不能只表现个人的情感，作家也不能只沉溺于自我的天地，文学需要不断地去挖掘和开拓，将个人的情感升华为人类的普遍情感，表现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正如始终“对着人类的愚昧”的萧红。更何况，社会也不只存在着对女性的压抑，还有种族歧视、阶级压迫、贫富悬殊等种种不公，解放女性与消除这些“物化”与“异化”现象，建立健全健康的人性的旨归是一致的，“只有这种充满完美人性的文化环境才是妇女彻底摆脱受压迫和歧视历史的真正保障”^[4]214。

不再满足于“自我宣泄”是肯定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女性写作就一定要隐匿自我，完全消弭女性的视界？

“有史以来，女性经验往往被埋葬在宏大历史叙事之中。”^[18]更何况女性自己也往往有意识地掩盖自身。作为萧红的好友，丁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创作出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从最初自我经验的抒写到书写社会的同时依然保持着鲜明的个性再到自我的退隐与女性意识的淡化，她一再地隐匿自我，这深刻地“影响了她晚年文学创作的深度和力度”^[4]173。这种自我的退却和萎缩并非仅仅出现在丁玲一个人身上，不少与她同辈的女作家大都有类似的文学经历，如陈学昭、郁茹、袁静、杨沫。^[4]17920世纪80年代，大批女性作家“浮上地表”，可似乎都曾发表过类似的宣言：“我不是女权主义者。”“几乎所有新时期重要的女作家都曾经相当明确地表示过对女性主义的拒绝。”^[13]究其原因，刘慧英认为：“关键的关键是传统文化所赋予女性的羞辱或卑贱意义浸透于整个民族的灵魂所致。”^[4]205即便今天女性已经有了相对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一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女性的“他者”地位是后天的，并非是自然生就的，是古老文明的产物，更是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所致。女性成就的高低除了自身的因素，更大程度上是受几千年来因袭的古老传统影响。有心理学家指出，女性创造力的平均值比男性的创造力平均值高25%，但在实践中，男性的创造才能要比女性强。在女性开阔自己的视界后，这种差别将会明显地缩小。更何况，“只要女人还在为男女之间的差异而自惭形秽或奋力要与男人‘并驾齐驱’，女人在实质上就仍然不是人类文化创造的主人”^[4]191。只要女作家还在试图追寻自己所不熟悉的题材与风格，隐匿女性自我，她就不能成为一个创造者。女性无须遮蔽自身的生命体验与经验，更不必剔除自己的性别体验、视点与命题，所需避免的则是“泛滥的情感”。女性有“自身极为宝贵的特质”^[19]，即便是家务活动也是女性宝贵的体验，“生产生活必需品——孩子、食物、衣服等——的艺术是妇女独特的创造”^[16]。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坚持认为家务活动也是一种艺术，“她总是娓娓地讲述着灶具和食物是怎样可爱地装饰着厨房”，她的许多文章也描述了作为家庭主妇的种种技巧和感觉。而王小妮也将家务生活带入诗中，创造了日常化写作的女性诗歌的“别样风景”。这些“男性阵营们又无暇或无力去写的东西”^[4]200，无疑是对文学题材的丰富与扩展，乃至对文学史的丰富与扩展。

“面临男、女二元对立所带来的偏执, 绝对的女权主义神话总是以对立男性为前提的，其立场的相对性与叙事的策略化倾向，注定很难将女性写作带入自由世界，相反还会陷它于依据男性话语的存在为自我存在的前提的困境之中。”^[17]当女作家竭力去控诉男权社会的种种不合理，表达身为女人的不幸、苦恼、愤慨、不甘……，或是过分宣泄女性独特的经历和感受以凸显女性自我，亦或是试图隐匿自我，着力表现宏大题材，这种局限于性别对立的意识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写作者的头脑，更会抑制自由思想与创造力的发挥，“由于这种愚蠢的不断的妨碍，思想受到约束……这足以让翅膀垂落下来。这是没有女艺术家的重大原因之一”^[7]576。当女性主义批评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势必会看到这种局限，必定要朝向男性解放，突破性别二分法，最终指向性别解放，实现性别自由。而艺术创造的本真境界正是需要这种自由与解放，“艺术、文学、哲学是在人的自由，即创造者的自由之上重造世界的尝试，首先必须毫不含糊地成为一种自由，以便拥有这样的抱负”^[7]575。既不须压抑自我，更不须隐匿自我，因而也不用自我宣泄，在更广泛的“人”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成功地超越种族、阶级、性别，共同面对“人类”的生存困境，建构人类更和谐美好的未来。

波伏娃曾明确表明：“在我们看来堪称表率的人，被授予天才称号的人，正是那些在他们的特殊生存中企图扮演整个人类命运的人。”^[7]577可以这样说，在女性自我与人类之间，萧红成功地找到了最利于表达自身体验与抒写人性的契合点，在自我审视中贯穿着对人性的思索与拷问，在深刻洞察中又浸润着个人情感与独特的美学风格。她能够做到对于人类与女性自我之间自然的审美与贯通，这不但是对传统女性写作的超越，也是对于时代写作的突破。在人性与审美的维度中，她的创作超越了“焦灼”的时代，具备了与世界文学接轨的特质。